鲁迅先生娶过几个老婆？他有几个孩子呢？
鲁迅一生有2个妻子，朱安，许广平，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叫周海婴。一、鲁迅先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婚姻完全是名义上的。后来，他爱上了他的学生许广平，于是他们结婚了，后来生下了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。不幸的是，孩子8岁那年，鲁迅先生去世了，把这位孤儿母亲留在了人间。周海婴从小就深受二老的影响，再加上进步思维的基因，所以从小就和身边的朋友不一样。他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也比别人强得多。当时，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。二、鲁迅的原妻朱安比鲁迅大3岁。她是一个典型的晚年女性，没有文化，裹着小脚，有着中国传统女性保守、温柔、贤惠、孝顺的天性。徐光平是鲁迅的第二任妻子，比鲁迅小17岁。她曾是鲁迅的学生，非常崇拜鲁迅。由此可见，她绝对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新时代女性。但是，尽管两位妻子嫁给了同一个男人，她们的命运却不同。一个空房孤零零地呆了41年，另一个得到了鲁迅的爱。但在他们死后，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，不与鲁迅葬在一起。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结果，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三、鲁迅一生以此为荣，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。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。然而，我们不知道的是他的私生活。他曾经学医，但后来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自己的第一手医术救死扶伤，于是他唤醒了中国人民通过文学创作救国的意识。中国人强调孝道至上。鲁迅也是这样认为的，所以他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。不过，作为新理念的代表，他也有过留学的经历。这段婚姻注定要失败，所以他一生中结过两次婚。
鲁迅先生的子女叫什么名字？
鲁迅先生只有一个儿子，叫周海婴。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。在他将出世时，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。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，鲁迅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留大人。”令人惊喜的是母子平安。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，为了孩子的坚强，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。海婴这个名字，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。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的思想来实行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，希望海婴成为一个“敢说、敢笑、敢骂、敢打”的人。鲁迅先生的家庭成员周伯宜：鲁迅父亲（1861—1896），本名周凤仪，字伯宜。鲁瑞：鲁迅母亲（1858—1943），她慈祥而刚毅，善良而果敢，思想比较开通，对鲁迅有极大影响。周作人：鲁迅二弟（1885—1967），原名周遐寿，现代著名散文家。端姑：鲁迅妹妹，未满一岁即殇，约比周建人大一岁。周建人：鲁迅三弟（1888—1984），原名周松寿，生物学家。周椿寿：鲁迅四弟（1892—1898），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。朱安：鲁迅的合法妻子（1878—1947），浙江山阴丁家弄（今绍兴市丁向弄）人，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。许广平：鲁迅的爱人（1898—1968），广东番禺人，曾是鲁迅的学生，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。周海婴：鲁迅与许广平之子（1929—2011），无线电专家。
朱安和鲁迅同住一屋却不同房，无亲生子女，死前凄苦，怪谁？
她裹小脚，文化水平低，不苟言笑，这些都是后人贴给朱安的程式化标签而已。作为个体的人，朱安也有自己的悲欢喜乐。 佛说人生有七苦，即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。 “生老病死”之苦，人人不能豁免；后三种“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”却因人而异。作为鲁迅的妻子，朱安一生都在这三种痛苦中挣扎，把一个旧时代女性的悲剧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朱安的父亲朱耀庭只有一子一女，她也是父母的心头宝。站在朱耀庭的立场来看，他们对女儿可谓尽心。当时绍兴地区女孩子都缠脚，否则嫁不出去。在朱安六七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给朱安裹了小脚；少女时期，传授她读《女儿经》：“早早起，出闺门，烧茶汤，敬双亲……父母骂，莫作声”。他们让朱安牢记这些东西，希望女儿日后能讨得夫家欢心。 那时周家已败落，日子越过越落魄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受科场舞弊案的牵连，在杭州大牢里被监禁了八年。周家不断地变卖家产，设法保住他的性命；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病逝，鲁迅的母亲苦苦支撑这个家。 朱安是一个宜室宜家的好女子，两家也是门当户对。鲁迅母亲鲁瑞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朱安，打定主意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。1899年，周家和朱家缔结了婚约。绍兴有”养女不过二十六“的说法，朱安二十八岁的时候，朱家不想再拖下去了。于是鲁迅母亲把儿子从日本骗回来成婚。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，朱安和鲁迅举行了婚礼仪式。朱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她等了周树人七八年，从二十出头到年近三十，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她绝望。不时有风雨传进耳朵里，说周家少爷在日本娶了妻子。退婚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名声尽毁，是没有人家再会要她的。她也隐约听说周树人对这桩婚姻不满意，但她牢牢地记住了长辈给她说的那句话：“生是周家人，死是周家鬼。”抱着这样的决心，朱安才等到婚礼的这天。 结婚那天，朱安在鞋子里塞上棉花，假装是大脚的新娘；鲁迅也在帽子下面装上假辫子，装作是有辫子的新郎。妻子讨好丈夫，丈夫讨好母亲和乡邻。这桩婚姻一开始就这么累——带着虚伪的面具，被父母乡亲摆布。 鲁迅在新房里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开始就住书房了。婚后没过几天，鲁迅带着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。这对朱安来说，太残忍。她有没有跟娘家诉苦？有没有和婆婆诉说？答案是不会。她牢记女人的行为道德准则：侍奉公婆，讨他们的欢心；对丈夫的感情要克制，隐忍，即使在婚姻里受了委屈，也不能说“不”；无论丈夫富贵贫贱，要从一而终地支持。 此时周家的几个女人，各自挣扎在各种不幸里。鲁迅的继祖母蒋氏，婚后不久丈夫就纳妾，她常年独居，唯一女儿难产死去，蒋氏了无生趣，终日与佛经为伴；周家祖父的妾室潘姨太太，丈夫死后，合家不容。潘氏一张字据，脱离周家，和一个小流氓走了，下落不明。鲁迅的母亲，也是守寡拉扯几个孩子。 这些周家女人的命运，落在朱安眼里，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：“命运不济”。朱安把自己的一生押宝在周家。能生下儿女，熬到婆婆的地位，就是最大的圆满；如果不能，只能怪命运了。 1909年8月，鲁迅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，回到了绍兴。朱安对丈夫的回来，还是很高兴的。俗语说”久别胜新婚“，然而连新婚燕尔的喜悦都没尝过的朱安，怎可能从丈夫那里尝到久别的欢喜之情？ 在朱安眼里，丈夫是一个好人，他不纳妾，不抽大烟，彬彬有礼，从不打骂她，可他就是不喜欢她。偶尔，丈夫也跟她交流，但他说的事，朱安不懂，这让她很自卑。自卑之下，便默默地忍受。朱安什么都可以忍受，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夫人的地位被动摇。 在北京住的时候，一次在鲁迅母亲的寿宴上，朱安穿戴整齐出来，给亲友们跪下，说道：“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，大先生不理我，但我也不离开周家，我活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，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母。” 然而，心灵并不相通的两个人，一方越是用力，另一方越是反感和厌恶。朱安并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在丈夫眼里，她只是在捍卫作为夫人的地位，博取大众的同情而已。这种博取同情的代价，就是把丈夫推到大众面前，接受公众的审判和批评。妻子赢得了同情，丈夫则输了舆论。这对鲁迅来说，是令人反感的。他说： “中国的旧式妇女也是很厉害的，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，大家都批评我不好。” 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说，朱夫人在家中是得到大家同情的。鲁迅的母亲和亲友们都不能理解，为何这么好的妻子，丈夫会不爱。 多数时候，丈夫和她每天只有三句话。早晨朱安喊丈夫起床，鲁迅会答应一声“嗯”；朱安喊丈夫吃饭，再得到一声回答“嗯”；晚上丈夫睡觉迟，朱安睡觉早，她问一声：“门关不关？”这时丈夫才会回答一声：“关”或是“不关”。 为了尽量减少交流，鲁迅想出一个办法，把一个柳条箱子的底放在自己床下，里面放着换下来要洗的衣服；箱子的盖子放在朱安房间的门口，里面放着洗好的衣服。这样一来，连话都不用再说了。 朱安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鲁迅病倒了，胃口弱。朱安每次煮粥前，先把米弄碎，烧成粥糊，到稻香村买来糟鸡，熟火腿，把这些好菜都给丈夫吃，自己却不吃这些。她和丈夫在家里近乎零交流，即使在吃饭这样的事情上，她也是通过察言观色来得知丈夫的饮食喜好。鲁迅不说这道菜是好还是不好，她就只能从饭菜剩余的多少来判断丈夫的喜好。 这样的体贴入微也有翻船的时候。一次鲁迅的学生来做客。夏天很热，学生直冒汗。朱安给两人端上了两杯热茶，又送去两碗冒着热气的藕粉。鲁迅无奈地对学生说，既然端上来了，就吃吧，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。 朱安作为女主人，十分卖力地尽责任，但是吃力不讨好，她的这份付出，并没有被丈夫认同。她一直在幻想，总有一日，丈夫会感动她的付出，和她和和美美地过日子。即使再不济，让她生下孩子也好，等她老了，可以避免周家那几个女人的悲惨命运。 但对于鲁迅来说，没有爱情的婚姻，身体上的接触是罪恶的。朱安在盼着孩子，鲁迅则打定主意不会在这段婚姻里有孩子。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在同一屋檐下，却各过各的，住在不同的房间里。朱安想生下孩子，简直不可能。有一次，朱安说道：“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，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，怎么会生儿子呢？” 鲁迅不是不喜欢孩子，他只是不愿意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生孩子而已。 1919年，鲁迅刚到北平，就在公用库八道湾买了一所大房子，把母亲和弟弟们都接来同住。这处房子不但房间多，而且空间大。这里面隐藏着鲁迅的一个小心思：这么大的空间，可以作为运动场和儿童的乐园。他喜欢弟弟的孩子们，希望侄子侄女们在这住的开心，玩得好。在鲁迅的心里，弟弟们的孩子就如他的孩子一般。 丈夫对别人家的孩子很好，他对孩子是喜欢的，但他永远不会和朱安生育后代。 一年冬天，鲁迅还穿着单裤进进出出。鲁迅母亲看不下去了，她责备朱安说：“难怪他不喜欢你，到冬天了，也不给他缝条棉裤。”朱安马上给丈夫做了一条新棉裤，放到他的床上。没想到丈夫并不领情，他把新棉裤给扔出来了。 朱安看来，这只是丈夫的习惯而已。从在日本留学时起，鲁迅就养成了冬夏都只穿单裤的习惯。所以朱安在心底会把丈夫的行为解释为“习惯”，但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，超越了她的认知。 鲁迅曾说过：“一个人独身的生活，是决不能往安逸方面想的.......” 他冬天也穿单裤，也有压制性yu的意思。苦行僧般的生活，鲁迅自1906年和朱安结婚起，到1926年，过了20年。对朱安来说，也是“守寡”的二十年。 鲁迅认为，爱情是纯洁的，既然婚姻里没有爱情，就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。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生下孩子，是不道德的，所以他宁可禁欲，也不会碰妻子。他能给朱安的，只是物质生活上的供给。这一点可以碾压徐志摩了。想当初徐诗人嘴里呼喊抵制包办婚姻，视妻子如空气，却让张幼仪生下两个孩子。徐诗人生而不养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留下两个儿子给前妻。 但这件事站在朱安的角度来想，则大为不同。她所求的， 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有孩子，有父亲，有母亲。至于爱情，她努力过，得不到她已经认命了。但对于孩子她还是期盼的。一方面源于传统观念”无后为大“，作为鲁迅的夫人，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子，她把这归罪于自己；另一方面，她很担心自己老了后，没有人赡养。 至于第一个担心“无后为大”，周海婴的出生证明了她的担忧是多余的。 鲁迅担任北京多所大学的教员，来家里拜访的女学生越来越多。她们穿着黑色布裙子，或者旗袍搭配着针织衫，剪着利落的短头发，和鲁迅侃侃而谈，这些女学生从内到外都透着落落大方的气质。而朱安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：她大襟短衣，挽着几十年的髻，颠簸着小脚进进出出。在女学生面前，朱安是自卑的。女学生们打量她的目光里充满同情。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叫许羡苏。每当许羡苏来到家里，朱安给丈夫泡好的茶，许羡苏会亲自端到鲁迅的房间里。她来做客，很晚了还没有离开。鲁迅担心她回去路上不安全，通常会叫一个常来拉车的黄包车夫，把许羡苏送回学校。 作为女人，朱安是敏感的。她对新女性天生排斥；但丈夫是新时代的男性，他对新女性是欣赏的。 在这些女学生中，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最为亲密。朱安看见丈夫亲切地拍打许广平的头，目光里充满爱怜。许广平经常借住在鲁迅家中，鲁迅会亲自为许广平剪头发。 在做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夫妻后，1926年，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。那时朱安不知道，她将永远失去丈夫了。 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最初是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告诉朱安的。朱安不知道怎么接纳丈夫和许广平的关系。鲁迅写信给朱安，给她寄了自己和许广平的照片。她心里失落，无助，不知和谁倾吐。许广平很快有了身孕，全家上下都很高兴，包括以前一直待朱安亲如女儿的婆婆鲁瑞。此时的朱安，反而没有了女人的嫉妒，她心里十分高兴许广平能为丈夫生下孩子。 那一年，朱安年过五十，已经没有生育的可能。她心里想着，自己这一辈子要成孤魂野鬼了。如今丈夫有后，按照老家的规矩，那么她也是孩子的母亲，能享受作为嫡母的荣耀。既然她死后都是周家的鬼，那么周海婴会给她送终，下葬，烧纸祭奠，清明寒食，都少不了一份儿子的孝心。 在她的观念里，许广平是妾，但丈夫不这么想，许广平更不会这么认为。周海婴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上海，受新式教育长大，他的观念里，妻妾制度是罪恶的，落后的。如果他把朱安奉为嫡母，岂不是打了自己反封建父亲的脸？朱安的愿望，注定会落空。 朱安第一次以鲁迅夫人出现在公众面前，是在鲁迅的葬礼上。她一身素服，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。那年朱安已经五十八岁，她的名字和照片首次出现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报纸上。对于她来说，开始即是结束。公众刚从报纸得知一代文豪的夫人，而一代文豪的夫人已经准备谢幕了。丈夫去世后的朱安，后半生比前半生还凄惨。 鲁迅生前，要养两个家：一个是上海的许广平母子，一个是北京的朱安和母亲鲁瑞。鲁迅过世后，许广平请求把鲁迅作品的版权委托给她。鲁迅母亲同意了，朱安没有不同意的理由。对于她来说，一生都是为丈夫活着，只要有利于丈夫的事，她没有不同意的。此后她和婆婆的生活，全仰仗许广平寄来的鲁迅著作的版税。 然而，随着1937年北平的陷落，物价飞涨。上海也陷入”孤岛“状态，许广平和儿子在上海的生活也陷入困顿。鲁迅作品的版税也时时有延误，从上海往北京汇钱也变得极为困难。 1941年6月11日，婆婆鲁瑞去世。朱安为周家三兄弟侍奉了他们的母亲37年。婆婆是她在周家唯一的交流对象。自此后，她孤身一人在北京，无亲人，如一叶孤舟，独自飘荡在这乱世。鲁瑞去世前，嘱咐周作人，要负担长嫂的部分费用。周作人最多时给她每个月二百块。然而这笔钱连最低生活水准都维持不了，那时一百元才能买一个烧饼。周作人给嫂子出了个主意：出售鲁迅的藏书。 得知朱安要卖鲁迅的书籍，许广平出来阻止，鲁迅的好友内山完造也给朱安写信，请求她不要出售鲁迅的书。 对朱安来说，卖丈夫的书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。那时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只求温饱的状态。一碗稀粥，几块酱萝卜，窝窝头或者霉豆腐，就是她的一餐，仅能果腹而已，营养更无从谈起。面对前来劝阻她售书的人，朱安一言不发。她的倔强里面有着说不出的酸楚。对于一个生计没着落，没有儿女赡养，又没有赚钱能力的寡妇来说，谁能了解她内心的酸楚？但凡生活能将就下去，她是不会卖掉丈夫的书籍的。 当她了解到上海中断给她汇钱的原因是，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了，海婴也生病了，花费了一大笔钱时，她马上转变了态度，放弃了售书的想法，只是请求他们把周海婴带到北京来，让她看看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周海婴从来没来北京见过朱安。朱安对这个名义上的儿子，一直是通过信件来了解的。 周海婴后来说：“我知道在她（朱安）心里，是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来看待的。” 朱安把自己对子女的企盼，化成浓浓的母爱，全放在了周海婴身上。 抗战胜利后，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。朱安在北京住的房子，房契上写的是周作人，周建人和朱安三人的名字。她怕房产会被抄没，便把自己的那一份转到周海婴的名下，为海婴留下一点家产。 长久的清贫生活，朱安的身体一日比一日糟糕，常常喘息，吐血。对于后期 社会 各界捐给她的钱，她说，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，她不会接受。 朱安所指的上海方面，主要是指周海婴。现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寡妇了，”夫死从子“，就是理所应当的。丈夫在世时，听从丈夫的安排；丈夫去世了，那么就要听从儿子的安排。 她的晚年异常凄苦。许广平和周海婴住在上海，对她的处境也是鞭长莫及，照顾不到。她唯一的快乐，就是和许广平通信，和周海婴通信，在信里，她一次次请求海婴寄照片过来，慰藉她作为母亲的思念。 人生的最后三个月，朱安病得很重。许广平不时寄钱过来，但对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人来说，最悲惨的是死前没有子女在身边侍奉。只有鲁迅的学生宋子佩和表兄阮和孙偶尔来探望她。那时朱安已经病入膏肓，肾病，胃病得了个遍，全身浮肿，喘不上气。 人生总要谢幕的，尤其对朱安来说。生亦何欢？死亦何苦？她的一生，都是在不停地奉献，所求的东西，少之又少。死亡，也是一种解脱。至少死亡把她从“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”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。 至于她最后留下的遗言，要和鲁迅葬在一起，众人都觉得不可能。最后只能把她单独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，既没有和丈夫合葬，也没有陪婆婆葬在一起。死前她希望每逢七日，有人给她供水饭，至“五七”请和尚给她念经。这些都是她一生最看重的旧习俗，但她并没有亲生子女，也不会有人认真为她操办这些事。 她一辈子最怕的是成为孤魂野鬼，却最终成了孤魂野鬼。 求爱不得，求子不得，死前没有人侍奉，她凄苦的后半生，哪一桩不比死亡可怕？到死那刻，她也不明白，到底是谁造就了她这么凄苦的命运？无论是父母也好，丈夫也好，婆婆也好，许广平母子也好，他们对她都不错，她的悲惨，不能算到他们的头上。她的一生是被摆布的，痛苦的，却找不到要怪罪的人。 朱安不知道的是，她的丈夫，就能回答这个问题。 鲁迅在这桩婚姻里，挣扎过，他的痛苦不比朱安少。鲁迅的小说写了那么多女人的悲惨，她们一生被人摆布，死于无爱，但鲁迅从没有忘记过这些女人们的不幸。鲁迅和朱安生活了二十年，朱安的不幸和痛苦，以及挣扎，鲁迅看得真真切切，他小说中那些女人们，多多少少有些朱安的影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才会理解鲁迅作品的意义。他用手中的笔，替她们呐喊，批判，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意识。
结婚41年从未同房，朱安总说自己是鲁迅的遗物，她值得被可怜吗？
“你们总说鲁迅遗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！我也是鲁迅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！”六十多岁的朱安，满脸激动地对着这群围着她，让她千万不要卖鲁迅作品的人大声哭诉着。结婚41年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难不难受，开不开心，愿不愿意。怎么现在自己想卖几本属于自己合法继承下来的书，就要遭如此多人的反对了呢？这是朱安在自己饥寒交迫，已经很多天吃不上一餐饱饭时，想要答应出版社卖几本丈夫鲁迅的遗作后，被闻讯赶来的鲁迅的朋友们拦着不让卖书时，发泄一般吼出来的话。她一直自诩是鲁迅的遗物，是归属于鲁迅的私人物品，可是在鲁迅去世后，她却无人问津，差点被饿死。而不过是想求几餐温饱，便又成了众人指责的对象。朱安觉得自己是委屈的，可是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这样的委屈，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很多人都指责鲁迅对自身太过双标，一边教育大家要如何如何做有良知道德的人，一边却又婚内出轨，对发妻不闻不问，当作透明人一般。但是，从来没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考虑过，朱安会过成这样，真的全是鲁迅先生的错吗？也真的是封建思想残余下的被迫害者吗？在影子看来，其实不过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罢了。早在鲁迅与朱安订婚但距成婚还有数年前，鲁迅虽不满母亲对他的婚姻做出干涉，但出于孝顺，也无奈接受了这段即将成为现实的空降婚姻。可毕竟是新时代的人物，鲁迅先生并不是一昧地服从，他也对自己未来的妻子提出了几点要求，希望在未成亲前，妻子可以尽量去尝试和改变，以期二人可以相处愉快。而其实鲁迅当时提的两个条件，看上去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稍显苛刻，却是朱安自己可以做主的。如果朱安是真想要嫁给他，真想着要与他一生一世，而且心里有他，做出这样并不伤害自己的改变，又有什么大不了呢？不过是希望她不再缠足，不过是希望她可以识一些字，看一些书罢了。这样的要求，过分吗？其实是真的不过分，哪怕父母不能接受，朱安作为一个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，她私底下也可以自己做出改变的。毕竟自己未来的先生，是跟她接受了不一样思想和文化的了不起的人。既然想要嫁他为妻，那换成谁都会想方设法地要找与对方的共同语言，努力让自己和丈夫有话可说吧？更何况鲁迅已经作出了提醒，只要当时朱安稍做改变，可能二人的婚姻，并不会变成后来的模样！朱安却拒绝了这样的要求，完全我行我素，只愿当一个无才便是德的普通女人。这又能怪谁呢？可是偏偏结婚当日，朱安为了讨鲁迅的欢心，又穿了一双大了一寸的鞋子，想让鲁迅知道自己并未缠足，是一个有新思想的女人。想法是好的，却宁愿用欺骗的方式来讨好对方，也不愿真的做出改变。最为搞笑的是，这样拙劣的欺骗，却当场就被她自己演砸了，大了几号的鞋子，根本套不牢她的脚，在她下花轿时，直接从轿里掉了下来，让当场所有的人都看了个笑话。这让鲁迅更是不喜，一个女人家，心思还真是不少，却不用在正途。再说婚后，其实鲁迅是被母亲以重病为由，从日本骗回来成亲的。原本他可以在知道真相后直接转身就走，可怕气坏母亲，又认为已经订婚的女子如果被他无情抛弃，似乎也是害了别人，所以强忍着心中的不喜，安安静静地与朱安成亲了。但是成亲当晚，二人并无夫妻之实，鲁迅后来更是搬去与母亲同屋睡，从来都没有碰过朱安。三天后，就直接再去了日本留学，之后数年，不曾回家。在此期间，鲁迅曾对朱安表示过，她的人生随时可以是自由的，只要她愿意，随时可以离婚，并且会好好安顿她。朱安却对其表示，既嫁入周家，那便生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，永远是婆婆的儿媳，是鲁迅的妻子，绝对不会再二嫁。好，既然你的态度如此坚定，你又不是一个愚人，也会因对方对自己的冷落而伤心难过，那为何不做出改变？在鲁迅离家的数年内，婆婆明明可以识字读文，朱安又没别的事，却从来没想过哪怕是跟婆婆学习一下文化，让自已不那么浅薄呢？她也没想过自已的丈夫越来越有名气，自己也可以去跟着学一些新东西，这样才能配得上对方。她做的，仅是每天洗衣做饭，自哀自怜，坐在那里等着，等着鲁迅会回头，会发现她的好！这怕不是一个傻女子？爱的人在不停的进步，成长，变得更优秀，而你却一直原地踏步，还期望别人可以理解你，珍惜你，疼爱你？这不是痴人说梦么？在鲁迅接母亲与朱安去北京时，鲁迅又再一次问过朱安，可否想过要离开，毕竟这样有名无实，又全无感情的婚姻，对朱安来说，也未必是幸福的。可朱安再一次拒绝了，跟着鲁迅一起住到了北京。仍然分房睡，仍然每日的对话不超过三句，哪怕是对身边的保姆，鲁迅恐怕都不止说这几句话。他是真不知道要与这个跟自己完全处于两个世界的女子讲些什么，说文说新思想么？她不懂！说生活日常，家长里短么？鲁迅不喜！这要怎么交流？鲁迅曾多次说，朱安是母亲送他的一个礼物，哪怕他不喜欢，只要母亲喜欢，只要朱安愿意，他就只能将朱安一直供养着，别无他法。所以在遇到许广平时，鲁迅爱了，也就遵照内心去做了。他并不怕朱安不能接受，毕竟，他一直将去路划给她，让她掌握着，如果不喜，可以离开！这个时候的朱安又在做什么呢？她是不喜，不满，甚至是生气，愤怒的。可是她一点反抗也不敢做，一点改变也不愿做，就傻傻看着，等着，盼着，受着！一个女人麻木怯懦到连自己的正常权利都不敢争取，又有谁愿意去帮她争取？又指望谁可以想着她，顾着她，疼惜她？而之后的几十年里，朱安更是把许广平为鲁迅生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，把自己放在大义的一端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嫁给鲁迅的41年中，如果她敢大胆地做出些许改变，大胆地为自己争取些什么，恐怕鲁迅就不会如此待她了！她眼中的三从四德，纯良安顺，不争不怒，在鲁迅看来，实在是迂腐到家了！就像一个麻木的人偶一样毫无感知，这样的人，没有人爱得起来。或许在这几十年的婚姻关系里，鲁迅对她愧疚，却没有亏欠。而愧疚的，也并不是不爱，而是明明可以不让彼此这么痛苦，却不能主动还她一个自由身！而朱安可怜吗？的确可怜，当了别人41年妻子，除了伺候婆婆，打理家务以外，一个妻子应该享有的一切，她从来都没有享受到过。可是，应该可怜她吗？她这一切，难道不应该是她自己作出来的吗？哪怕真的不被喜爱，也真的不愿为鲁迅作出改变，那为什么就不能鼓起勇气离开？为什么要守着这样一个对自己毫无感情的男人过一辈子？自己把自己做的低微了，还能怪谁呢？
